圣严法师的色身已在2009年2月3日下午四时舍报，师父常说他这一生走来，虽然多病、虽然艰苦，却总是充满感恩。圣严法师在大家感恩祈福的关怀中圆寂，但圣严法师并没有舍离我们，其平日的开示已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，这个时候，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是“心安”和“念佛”。心安是要让我们安心的继续生活，而我相信师父必已成佛，念佛是为了报答师恩，让我们一起为圣严法师祝祷“寂灭为乐”，一起同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同结莲邦净缘。 （有关报恩及念佛相关讯息，请随时注意《法鼓山全球资讯网－http://www.ddm.org.tw》的报导）
我和师父结缘是在2004年，当时大殿仍在建筑，“观音殿”仍在外边的简陋房舍中，师父告诉我，要我多念《心经》，当有一天我读通了《心经》，我就没有烦恼了，我一直紧记恩师的训示。在法鼓山的弟子信众都尊称他为“师父”。
圣严法师可尊称‘释圣严’，是台湾著名的佛学大师和弘法大师，俗名张保康，于1930年1月3日（农历己巳年12月初四）在江苏省南通县出生，曾到日本的东京立正大学深造并取得文学硕、博士的学位，学识渊博，在1985年创立了中华佛学研究所，成为当代佛学大师和佛教弘法大师，圣严法师也是禅宗曹洞宗的五十代传人、临济宗的五十七代传人、法鼓山创办人。
圣严法师是江苏省南通县狼山前的小娘港人，其祖父张希凡、祖母蒋氏，父亲张选才、母亲陈氏。据其父母所述，张氏家族原居于长江出口崇明岛脚盆圩，因大水而迁至南通狼山前，而且岛上居民大都居于南通和海门一带，1931年以后，除了部分住在海门县之外，大多数则迁居至常熟县常阴沙。圣严法师俗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，其排行最小，为其母陈氏于四十二岁时产下，上有三个哥哥、两个姊姊。
公元1943年夏，圣严法师虚龄十四，一位姓戴的邻居自江北狼山游历而来，目的是为狼山广教寺方丈在江南找沙弥，法师的父母在戴姓邻居游说下，遂将法师的生辰八字交予此戴姓居士送上狼山请示，是年秋，由戴姓居士带上狼山出家。
江苏省境内长江北岸，北自徐州、南迄崇明，除了连云港的云台山，在南通市南郊约九公里处，便有五座山头临着长江。由右至左分别为：黄泥山、马鞍山、狼山、剑山及军山。五山之中，则以狼山居中，灵峰独秀，被古来兵家视为天然的江防要塞，亦为苏北民众进香的佛教胜地。
圣严法师在狼山仅居住至1944年10月间，便去了一趟上海，之后再回到狼山，直到1946年春天，复又离开至上海，自此便没再回到南通了。而最后将要离开之时，狼山已被当时抗日的国军连队驻防，狼山已不复见昔日的香火鼎盛了。
圣严法师的佛法学识根基，除了广教寺的长辈适时督导之外，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后，另有一位教导《禅门日诵》的法师，以及一位教导四书五经的还俗居士传授学识与涵养。之后，到了上海的大圣寺，每天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渡亡灵而诵经、拜忏之外，再无余力读书。法师为了读书，于1947年春，便离开了上海大圣寺，到同样位于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，当一名插班的学僧。
静安寺佛学院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，英文和数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，国文是高中程度，佛学则是教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梵网菩萨戒经》、《印度佛教史》、《八宗纲要》、《八识规矩颂》等。法师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，直到1949年入伍从戎为止。
圣严法师在其所著之自传《学思历程》一书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选择加入军旅从戎，而最后又选择了通信连，其主要原因则如在书中所述：
“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，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，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。我既无信徒，也没有积蓄，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，所以考虑再三，只有选择从军的路。而招兵站的军官说了，只要人数招齐，马上开船送往台湾，接受新军的训练；招兵站的军官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份，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冲锋陷阵，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。”
圣严法师从军时照片
在军队生活中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，由于法师在军队里主动地声明了：“原来我是和尚，将来还要作和尚！”所以在军队里的生活虽然困苦，但每逢假日之时，依然能够保有自我信修的时间。1949年5月19日，法师在上海外滩码头上船前往台湾。经过两天的航程，在台湾高雄上岸。其后，经一夜的移动在新竹驻扎下来。随着部队几次的移防、驻扎。法师于1950年6月以“上士报务员”的阶级，分发到台北县金山乡的海边339师1016团团部所在地，在金山、石门、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。之后随着部队的整编以及升迁考试，到了高雄县凤山镇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任准尉军官，那时是1954年6月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法师陆陆续续地在《学僧天地》、《雄狮月刊》、《当代青年》……等期刊发表文章。1953年报名参加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，选读小说班，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、沈樱、赵有培等当代著名的文艺作家六、七位。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仅有被刊于《文坛》杂志的〈母亲〉和〈父亲〉两个短篇，之后收录于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的《佛教文化与文学》。由于文笔锋健在1956年秋天调到国防部，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与发表文章的时光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接触了太虚大师“人成即佛成”以及印顺法师的“人间佛教”，也对于佛教的问题陆陆续续地写了许多文章，并成为了日后对于佛学、佛教的主要理念。
从1949年5月8日入伍，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，这一段军旅生涯超过了法师少年和尚的年数，但在其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家的和尚。在退伍后，圣严法师思考未来前途，在灵源和尚的启发下，决心再次出家。这一次出家，是依止镫朗东初老人（公元1907年—1977年）为剃度师，所给的法派字号为“慧空圣严”。
东初老人是太虚大师的学生，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名刹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，亦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，老人同时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，亦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，故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门。
圣严法师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之外，在1978年12月5日承传临济宗法脉的灵源和尚将法脉赐给圣严法师，其法脉字号为“知刚惟柔”，并给了一份法脉传承谱《星灯集》，使其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法脉有了传承关系，并同时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。
东初老人为承继太虚大师遗志鼓吹“人间佛教”的建立，故与几位佛教青年合办了《人生》月刊，当法师投到东初老人座下时，正当《人生》的主编提出请辞的要求，于是法师从投稿者而成为主编，前后一共为它服务了两年。1961年9月（农历8月），法师于基隆市八堵区的海会寺，依道源能信长老（公元1900年－1988年）座下，求受沙弥、比丘、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，而被选为沙弥首。
1961年秋天，受了三坛大戒之后，十月下旬回到台北市北投区中华佛教文化馆，待了一个星期不到，便向东初老人辞行，也同时请辞《人生》月刊的编务。然后法师一人来到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的“大雄山朝元寺”修持佛经、戒律。这段时间内修读了有关戒律学的《四阿含经》，即是指：《长阿含经》、《中阿含经》、《增一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，奠定了日后戒律学的基础。这段时期内，法师在《佛教文化与文学》发表了有关戒律学的文章：1961年6月发表〈优婆塞戒经读后：如何成为理想的在家菩萨〉；1962年3月发表〈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〉，在这篇文中对于菩萨戒有如下的看法：
“《璎珞经》中说，有戒可犯是菩萨，无戒可犯是外道；所以有戒而犯者，胜过无戒而不犯；受了菩萨戒，发了菩提心的人，即使犯了戒，犯戒的罪业虽重，并要遭报，但其必将由于他曾受过菩萨戒，而可决定得渡成为真实的菩萨，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……故我希望在家弟子们，均能发最上心，求受菩萨戒。”
之后，写成了十九万字的《戒律学纲要》，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。书分七章依序为：〈绪论〉、〈皈依三宝〉、〈五戒十善〉、〈八关戒斋〉、〈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〉、〈比丘比丘尼戒纲要〉、〈菩萨戒纲要〉，目前已成为海内外两岸三地之间著名的戒律学教材。南京金陵刻经处，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。
1969年3月14日圣严法师在没有任何支援之下，离开台湾前往东京。初到东京，便向位于品川区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理入学登记。当时，法师已经年届三十又九了。1971年圣严法师确定了其硕士论文：“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”，论文内容共分三章：一、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，2.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，3.大乘止观法门的基本思想。论文完成后，请了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先生以及牛场真玄先生加以润饰，并抄寄一份回台湾给《海朝音》杂志发表。1971年10月将全书翻译成中文，并于1979年由东初出版社出版。
1973年立正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—牛场真玄先生，将印顺法师的《中国禅宗史》译成日文，送到了大正大学，并代为申请博士学位。由于圣严法师当时与牛场真玄先生往来密切，于是便代行其劳。是年，便让印顺法师的专着通过大正大学的博士申请，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。为此，圣严法师则为文记述之—〈划时代的博士比丘〉。
圣严法师于硕士毕业之后，选择了蕅益大师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，其原因如书中所述：
（１）蕅益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，他不仅是一位学者，实际上亦是一位实践家。所谓行解相应，正是佛法的标准原则。
（２）大家都认为蕅益大师是中国天台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。我对天台宗所倡导的教观并重、止观双运非常向往。因为这是教理和禅观的相辅相成，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。
（３）我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，曾向指导教授坂本幸男请教，他说：本来他想写，现在老了，所以曾经鼓励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写，但仍然没有消息，现在如果我能够写，那自是再好不过了！
于是，在1972年开始法师便着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。到了1973年指导教授坂本教授去世，论文指导教授便由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承接为正副指导教授。论文的第一章写的是蕅益智旭的时代背景，第二章则是写智旭的生涯，第三章是写智旭的信仰与实践，第四章则是写智旭的著作，第五章则是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与开展。
1975年元月法师提出博士论文，经过立正大学严格的审查之后，顺利地于是2月12日通过。同年3月17日上午获颁授“学位记”（即是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）。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是直到同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。
在法师出版论文的阶段，应邀回台湾参加了“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”，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问题：
1.宗教教育应纳入大学的教育系统。
2.社会教育应注意风化区的整顿和黑社会的疏导。
3.注意精神的教育，也就是人文和科技当并行发展。
虽然会议上并无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效，但是在当时的佛教界，对于僧侣中出了一个博士，反应却是充满两极化。再加上圣严法师认为在那个阶段能够做的不多，因此在会期结束返回东京之后，便应美国的沈家桢居士之邀，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国弘法讲学了。
沈家桢居士在美国组织了“美国佛教会”（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），经由该会出面安排，将圣严法师安排至该会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。法师在大觉寺居住前后不到两年，由于西方人重实际，因此佛教佛学的推广着重于修密持咒、学禅打坐。直到现在，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上，还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禅为其主流。
1977年12月，圣严法师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台湾圆寂，法师在接获消息之后，立刻回国料理后事，并奉其遗命承继道场，成了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，此后，便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奔波、东西兼顾。之后，法师在纽约成立了禅中心，为了授课需要而编了一本《禅的体验》，并陆续发行了两种英文的定期刊物：《Ch'an Magazine》（《禅杂志》季刊）以及《Ch'an Newsletter》（《禅通讯》月刊），至1992年底为止《禅杂志》已经发行了58期、《禅通讯》亦发行了96期。自1978年开始，在台湾台北市北投区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农禅寺，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禅修活动，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关于禅的著作七种，包括《禅的生活》、《拈花微笑》、《禅与悟》等，因为对于禅修的着力颇深之故，所以在国内外许多人都把圣严法师当成了禅师。
1989年时圣严法师在因缘际会下购得台北县金山乡一块土地，由于土地的地理形貌，犹如一个纵卧的大鼓，故引经典之喻为“法鼓山”，建立了今日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，法师每年更招募了许多社会人士来推展教育，并且投入慈善方面的工作，每年举办许多佛法演说和活动，因此成为一个研习佛法的好地方。
【重要记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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